《资治通鉴·唐纪》中说：“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意指有错能改才是真正的能力，而不是不犯错才可贵。同样的观点，《左传》也告诉我们：“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过失，不仅要正确认识、躬身自省，还要积极行动、及早纠偏，以防小错酿成大错。

改过以闻过、知过为先。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错了，并清楚错在哪里，才可能改错纠错。《礼记·中庸》有云：“闻过而终礼”，就是说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过错，就会开始掌握行为规则，最终达到礼的境界。而做到闻过、知过，一要虚怀若谷，听得进批评；二要反躬自省，自己给自己做体检。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子，曾把自己比喻为一根弯弯曲曲、身有无数疙瘩的木头，必须拿斧子劈、刀子削、刨子刨、锯子锯，经此反复打磨，愚木才可能成为有用的器具。可见晏子不仅“知过不讳”，而且“乐闻其过”。

改过以思过、悔过为要。王阳明说：“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在典故“郭琇洗堂”中，郭琇由贪改廉，新任上司汤斌的严加斥责是重要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郭琇本人对贪腐有悔悟之心，并以过去的贪腐为耻。这种内在因素促使郭琇痛改前非，以“洗堂”表明改过之志。事实上，“洗堂”只是表，“洗心”才是里，只有从灵魂深处悔悟到自己的过错，心无私欲杂念，才能真正完成蜕变、实现新生。

“能改其过”贵有恒。唐代陆贽《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有云：“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大意是说：把补救过失视为初衷，把找出过失视为紧事，把能够改正过失视为完满，把得以听到过失视为清醒。其中，补过、求过、闻过都是过程方法，“能改其过”才是最终目的。明代袁黄在《了凡四训》中告诫：“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袁黄有个小本子，每天把自认为做得不好的事记在上面，找出问题的根源，并逐步改正。刚开始，本子上记得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正是在这样的“日日改过”中，袁黄一生从政、著书都颇有建树。和袁黄这种“生命不息，改过不止”的精神一脉相承，谢觉哉经常和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陈毅“中夜尝自省”，以便“改正再前行”。焦裕禄则坚持在睡觉之前“放电影”，适时校正偏差距离。

实践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党员干部当时时擦拭初心，勇于刀刃向内，在工作生活中善于发现、反思、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早纠偏正向，真正做到“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孙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