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红色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先后于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会后，这两次讲话被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以下简称《讲话》）。这篇经典之作，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为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对于新时代的文艺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缘由与发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吸引了许多向往光明前景的爱国人士和知识青年，他们冲破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奔向这片热地。其中包括一批满怀革命理想的著名人士，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田间、何其芳、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为当时延安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也为党的文艺工作增添了无限活力。

总体来说，这些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但他们中确实有部分人身上“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尾巴”，存在着不少亟待“改造”的问题。

比如，严重脱离群众。这些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不少人崇洋、崇古，看不起歌颂抗战的文艺节目；有些人过度关注文艺作品的形式、创作的方法与文学的技巧，缺少对真情实感的表达，忽视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有些人不熟悉根据地工农兵的生活、不懂老百姓的语言，创作的文艺作品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自由主义倾向。当时的延安，有些知识分子出现了自由主义倾向，偏离了革命文艺的立场和方向。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在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认为作家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文艺批评问题上，有人主张文艺的任务就是“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所谓歌功颂德。

宗派主义色彩。大量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组成了为数不少的文艺团体，大多能够发挥协助抗战的积极作用。即便如此，这些文艺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之间仍旧存在间隙，并逐步形成各自的“小圈子”，将宗派情绪夹杂在正常的争论中，当时《草叶》与《谷雨》这两本杂志，均在各自开辟的专栏中进行激烈的争论。显然，宗派问题对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延安文艺界的这些问题，尤其是脱离群众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对此也深感忧虑，决心好好抓一下。1942年，全党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通过个别约见谈话和写信征求延安文艺界人士的意见等方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广泛交谈，毛泽东弄清了文艺界的问题，在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

内容与精髓

延安文艺座谈会先后于1942年5月2日、16日和23日召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讨论会议。其间，毛泽东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内容主要涉及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及文艺创作等重大问题。

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政治和文艺有着紧密联系，文艺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革命的文艺，应当为人民大众所服务，超越阶级与政治并道而行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事业当中的一部分。如若无产阶级事业是一部运作中的机器，文学艺术便在其中起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毫无疑问，革命文艺服务于被明确的革命任务，同时在党的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施展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全部革命工作中，革命文艺的地位是被确定好了的，同时与政治有着辩证的联系，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对政治有着十分“伟大的影响”。

文艺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文艺的工作对象，也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艺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要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在指明文艺创作正确的方向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如何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将创作的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群众与无产阶级方面，这样革命文艺工作者才能够进行流畅创作。

文艺批判的政治标准。衡量、批评、分析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明确坚信什么、笃定什么、否决什么、驳斥什么。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革命文艺家要自觉地歌颂群众的革命斗争，对迫害人民群众的行为进行暴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大趋势在其生活中能够得以表现，革命文艺工作者要能够对其生活进行歌颂。对于人民群众自身的不足，革命文艺工作者要避免敌对的状态，采用教育群众的态度。这里明确了歌颂与暴露的对象，同时强调以光明为主，在当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文艺创作内容来源于主观世界构想还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这是文艺作品有无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群众的语言艺术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要成为中国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必然要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好的作品，要能够端正自身的主观愿望，也就是创作作品的动机，并且要妥善考虑到作品对于社会大众的效果，也就是社会实现。显然，如果文艺创作离开了生活实际，那就不可能产生社会大众的效果。

影响与启示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讲话》的发表，对抗战时期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以及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高潮，他们深刻检查剖析自己的思想，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到农村、工厂和部队中，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根据地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如，戏剧方面鲁艺的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以及1943年春节开始的“新秧歌”运动中的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小说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以及欧阳山的《高干大》，等等。这些文艺作品，不仅在当时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

《讲话》的发表，也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这“二为”方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后来我们党提出的“二为”和“双百”方针。1980年7月，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正式提出“二为”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个方针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二为”精髓，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基本遵循。

8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篇著名的《讲话》，依然带给人们很多思考与启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立场剖析社会生活，创作出同时代相适应的文艺作品；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团结、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引领他们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促进文艺繁荣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写人民、服务于人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在人民生活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生动展现和深刻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巨变；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者陈坚，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5月19日理论周刊第8版）